给他最佳编剧大奖,为东北迷失的信仰

如果说一个导演是美院出身,你多半会猜他的片子是那种节奏慢腾腾的,固定长镜头居多的样子。

如果说一个导演是东北人,你可能又会觉得他的片子多少得有些喜剧成分,要是用了二人转演员,那至少能看个乐呵。

在刚刚过去的第16届FIRST影展上,一部叫《时来运未转》的电影摘得最佳编剧的荣誉,由评审主席章子怡领衔的评审团对电影的评价里有这几个关键词:

工整而松弛,不急也不缓,幽默戏谑且现实残酷。

给他最佳编剧大奖,为东北迷失的信仰

“我是不忍心把它拍成喜剧,这件事,本能上对我来说并不可笑,更多是悲悯。我是要为他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发问,一种质疑。”

这件事,指的是东北30年没落萧条的现状。幼年王赫泽生长在东北,平常每天和母亲分一平勺荤油吃,8岁那年举家搬迁,如今,那里的房子塌了,路也长满了草,车子一过,全是划痕。

这个发问与质疑,说的自然是,为什么这片故土会变成这样?这里的人有苦说不出?

从学画画,到考美院,再到毕业后拍中央台的纪录片,甚至给陈国星做了半个摄影师,一直到短片《海岛》入围了金马奖,王赫泽都没敢动手去触碰那段东北记忆。

时代早就来了,运位却没有得到周转,他一直静候这部长片处女作《时来运未转》的表达契机。

这个故事,在他的记忆里,是松花江边的厚厚的云,江边的芦苇丛,是父母引领他认识的第一个浪漫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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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中为导演王赫泽

01

我的父亲母亲

贫穷下的浪漫,我总是惦记着

我为什么对东北的情感里有一种特别深深的悲情,就因为在8岁前,经历了特别多的具体的困难,都是东北生活的细节。

我们一家当时住在哈尔滨一个林区统一分配的平房里,25平米一套房子,这就很不错了。

因为我父亲常年在哈尔滨工作,而我出生的地方离哈尔滨大概有五六百里地,所以他很久很久才回一次家。在80年代没有直通车,倒车的话,那是一个很远的路程。

我妈说我小时候头发特别黄,容易掉头发。因为我们娘儿俩为了省钱,每天用一把不锈钢勺,从一个小瓶子舀一勺荤油,还是一平勺。除了这勺荤油,其它东西我就很难见到了。

你想想,我父母毕竟以前都在外边上过学,我父亲他当时是在北京上学,80年代回到黑龙江的林业厅宣传部门工作,你知道人在那个年代如果见过外边的世界,他回到山沟里心就不安稳,那是难以形容的差距,所以这种经历总会让我父母俩跟当地人有一点差别。

比如大家生活都一样艰苦,但父母仍然坚持在家里铺上木制的红地板,坚持用花纹的布把它刷在墙上,像壁纸一样。

父母在外边钓鱼,或者是写生时采回来一些野菜,把折叠桌子放在院子里,坐在院子里吃饭。

我看着天上的云,我觉得在80年代的一个东北林区,这应该是挺浪漫的一种生活方式,至少在当时不是普遍的。

他们内心深处有那种文艺梦,在当年他们可能也算偏文艺青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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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父亲是画油画的,林业局里人也都知道我爸是画画的,但在那时候,画画到底是个褒奖还是贬义,是正经过日子的人还是不正经过日子的人,这种东西其实印象就很模糊了。

我母亲是学生物的,哈师大生物系毕业,做了十来年的老师,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小动物,观察树叶、采集植物标本。

因为他们的引导,在我5岁的回忆中,没有母亲说的掉头发的事,我最先能想起的,全是东北松花江边的厚厚的云,江边的芦苇丛,像俄罗斯风景画一样。

夏天也没有现在这么热,母亲端着一大盆衣服领我到河边,她在那拿肥皂洗,我就在河边自己玩。

还有就是跟小朋友一起上下学,一人背一个水壶,或者捡一根棍子,追一些虫子,地上抓个青蛙再扔回水里。

大概在我8岁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那一年,13个月才发一个月的工资,单位开不出钱来,我猜想,父母也是在那个时候,决定一定要改变贫穷的生活。

于是我们举家迁到了秦皇岛,全家都改行了,母亲做外贸,父亲做装饰工程公司,没过多久,我们东北的亲属也都跟着过来了——75平的房子,住了19个人!炕上、地上,里屋、外屋,全打地铺。

当时有部电视剧叫《上海一家人》,就讲一家人怎么到外边打工,怎么艰难支撑,和我们家的那个状态很像。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天天就看那个电视剧,白天上班,晚上回来吃完饭,亲戚都聚集在一起。

那时候,大家天天说的和聊的,就是怎么奔向美好幸福生活。

只是我和我东北的小伙伴也就此完全失去了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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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
罗曼蒂克的崛起

《霹雳舞》真牛,《新龙门客栈》更牛

但毕竟我那时候还很小,满眼都是奇观,心里意识不到悲伤。

刚搬家那阵子,正好赶上1990年秦皇岛开亚运会,我在海边一走,就想,这是大海啊,跟江比起来可真不一样。

我跟着海浪跑,跟当地的孩子一起赶海,抓螃蟹、抓虾,发现这海里的鱼也跟江里长得不一样。

当时秦皇岛的同学家里已经有很多时髦的东西,有燕舞录音机,甚至还有索尼组合音响,也不知道那得花多少钱,都不敢问。

我也会叫同学上自己家来玩,也没有小朋友觉得自己住楼房,我住的平房,没人介意,我老妈还在炕沿上给我们切菜做饭,没有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。

因为那个年代里,人都没有歪点子,成年人都崇尚文学,一聊天全是诗歌,大家对财富没有像现在这样追逐,跟现在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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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,电影就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说起看电影,在东北林区的时候我就看过,虽然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小镇,但它的优点是——它是个国营单位,该有的配置都有。比如说医院、码头、车站,还有就是电影院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

当时看过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就是《霹雳舞》,它对中国人观念上的冲击很大,大概是在上世纪85年、86年的时候,电影还没来,就常听大一点的孩子说,现在北京有个电影叫《霹雳舞》,老牛了,里边的人戴蛤蟆镜,穿灯笼裤,那鞋啊,鞋底老厚了,来回来去蹭都不漏。

说完之后心里就记着,等它什么时候能到咱们这放映。大孩子说,那还早着呢,得好几个月才能到哈尔滨,哈尔滨放完还得再过两三个月才能到咱们镇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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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真的等来了《霹雳舞》的胶片拷贝,第一次看的时候,我整个人懵了!就跟看见外星人一样!

电影里有两个角色,一个白人,叫旋风,长头发戴礼帽,另一个是黑人,叫马达。这两个外星人来到我面前,告诉你其实舞还可以这么跳,你们那像广播体操一样整齐划一的动作就不叫跳舞!

从那以后,我们当地的通林百货就进了很多《霹雳舞》里的衣服裤子,年纪大的孩子都穿那衣服,里面是绿色或蓝色的跨栏背心,下身是牛仔裤,骑一辆二八车,其实也挺帅的。

这是东北的电影记忆,搬到秦皇岛之后,我印象里最深的是学校每次组织看电影,一下午大家就特别欢呼雀跃,排着队,浩浩荡荡地向着某一家影院出发。

教导主任从队头到队尾不停地招呼着:“靠着马路牙子,靠着马路牙子,千万对齐队形,靠着马路牙子,靠着马路牙子……”那个声音一直回荡在我小时候去看电影的路上。

那时候记得看过《烈火金刚》,然后就是《霹雳贝贝》,还有一次特别奇怪,学校组织我们看《新龙门客栈》,片里有男女的情爱镜头,他们之间那种挑逗的语言,眉来眼去,我小时候是看不懂的,干嘛呢?衣服脱来脱去的怎么不打啊?

可能别的小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最后甄子丹被削骨,童年阴影嘛,但我从小在家里看惯了动物的标本,有点心理建设,甄子丹的手和脚被削成那样,从逻辑上我可以理解。

我是看到里边有个武器叫凤尾箭,整个人又懵了。就在开场,什么东厂西厂宦官勾结,乱杀忠良,把犯人当实验品,那个箭射出来以后在银幕上划过了一道弧线,跟巡航导弹似的,那种懵的程度,跟看《霹雳舞》时差不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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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得那个年代的人练气功,有个什么中华养生益智功,到处开办气功培训遥感大会,在遥感大会上,大家都为发现自己的天赋不能自已,做出很多疯狂的举动。

当时的社会信息,和《新龙门客栈》的观影疑问都纠结在了一起。

我就觉得,这气功,是不是真的可以练一练啊?

但气功没练成,倒是练成了我爸的手艺。

03

卧虎藏龙

疯狂长个,疯狂画画,疯狂认识这个世界

上初二的时候,我爸领我去少年宫学画画,一学还学得挺有感觉,喜欢上了画画。

后来有一个秦皇岛小伙伴,找我假期一起去北京学画画,说可以住地下室。

初二啊,我才十三四岁,去北京学画画,怎么去啊?我问我爸妈,谁能陪我去?我爸妈那时候都为了谋生,很忙,说你有同学和他家长陪着,你自己去吧。

我特别意外,你们不怕我被偷了,被卖了吗?

但我觉得我父母是这么想的,我这个孩子,一般的人贩子盯不上,因为我初一的时候身高一米五六,可初二时候就猛地一米八三了!一年长了30公分!

我爸说我长得像根葱一样,我不能再长了,无休止地长下去,以后买不着衣服跟鞋咋办?

我当时就在一种未知的恐惧里,一种是青春期的懵懂和身体的变化,甚至感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有点不受控制。

特别是初到北京的时候,我记得有个小孩,我才开始画石膏头像,他就已经能从下巴开始倒着往上画肖像了!特别炫技!

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小孩?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啊。

除了学画画,生活上也是,人生第一次遇到香港小孩。我记得是1996年,我在另外一个小朋友的家长带领下去吃麦当劳。

在店里遇到了一个孩子,头发是棕色的,也不知道他是天生的还是混血,我们都穿跨栏背心,他穿了一件NBA篮球衫,里面穿短袖,外边穿跨栏背心,我们穿一条短裤,他穿的是七分裤,裤子上全是兜,等他一张嘴说话,全是粤语,还夹杂着英文。

就觉得这个世界差别太大了,汉堡包真的太好吃了。汉堡包那酱是哪来的啊,我还到商场里到处去找有没有卖麦当劳酱的。

从第一次来北京是跟朋友和他的家长一起,往后,就全是自己一个人了。现在回想,我对北京没什么向往,就是被画画这个事刺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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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赫泽《时来运未转》手稿

那个时候假期去北京画画是全天无休,没周末的。从放假第一天来了以后,到回家,全都在这,一直是上课,上午上完下午上,也没空调,没电扇,就挡个窗帘,北京的夏天特别热。

有时候从北京回来,我问我爸,我这画现在能打多少分?

他说你这还早着呢,考美院,你现在能达到30%,还有70%得努力。然后就跟我说,他画过多少张画,那画能有多重,能装多少麻袋。

于是我就开始攒画,我有一个柜子是专门放画的,每次我回去我都看一看装满没有。

但画画的过程中,我对未来的溯源也发生过一些偏移,我不想考美院了,想考电影学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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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
无问西东

毕业就进了电视台,拍摄崔健前布灯俩小时

80后都知道,以前中央台有个节目叫《环球45分钟》,王志文主持的,它里边有一个板块叫《电影魔术》,讲的都是特效大片的幕后,有《星球大战》《终结者》《阿甘正传》。

我记得《阿甘正传》里阿甘有个越战战友是残疾人,没有腿,拍摄的时候,就在他腿上缠绿布,后期再把腿抠掉,我很受震撼。

这是我每周必看的节目,掐着时间等着看,后来《电影魔术》这个版块没了,我就觉得特别失望。

但它给我一个观念——电影这个事情很牛。拍电影这事就在我心里发芽了。

除了美国大片,那个时候还发现有一部质感像旧电影一样的新片,叫《小武》,导演是贾樟柯

当时有几本杂志,有个叫《艺术世界》,还有个叫《摇滚》,都会介绍一些独立电影,有时候在报摊上看到就买了。我还记得,当时《南方周末》报道第六代导演的文章比较多。

高中那会儿,我有一个朋友,他哥学画画的,但没去考美院,考上了北电,学的是摄影。我第一次听说北电,一查,还真有这个学校。

但是不知道电影学院具体要考什么,要现场拍一段电影,还是说怎么弄?

我爸就坚决不同意,他用激将法,说你学画画这么多年了,你是觉得自己没信心,考不上美院了你才想考电影学院的吧?

把我气得,我觉得我还是得先用画画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。

终于,美院的通知书到手了,高考完那年假期,我彻底解放了,把我家VCD租赁店里的电影全租了一遍,整个夏天全在看电影,我还拉我妈一起看,说,妈,快来看,都是大片。

上大一的时候,我还画了一些跟火车有关的画,类似分镜头,就用色板和彩色画的,画里是我的童年,也可能是我将来想拍的东西,这里头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它在心里边一直还是有的。

到了大二,选专业,进了一个叫实验影像与艺术的工作室,以为和电影是不是有点关系,实际上也可能拍一些素材,但跟电影一点关系没有。

到毕业之后,我有一些同学签了画廊,大部分开美术班培训了,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旅游卫视做摄影师。

这也是一个老师介绍的工作,他说看过我拿摄像机拍的影像,可以尝试进入职业工作的圈子里。

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,一个应届毕业生,如果第一份工作跟这个职业没关系,可能也就慢慢渐行渐远了。

可是,你一旦接触到电视台,哪怕是在电视台体制流程里边工作,就有很多东西开始不一样了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创作,说架个机器拍到什么算什么,它有要求了。

要求就是,你必须要拍到什么,你为了拍到什么,应该怎么拍,潜意识里是与制片相关的东西,你用多长时间拍多少东西,有用有效,有没有机会再补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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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当时签约的《艺文中国》,这是个52期的周播节目,特别锻炼人,因为它的拍摄量特别大,我最基础的拍摄经验都是从那里积累的。

当年这个节目有奥迪投资赞助,很巧,拍的第一期嘉宾是徐冰,那时他还没当美院的院长,而第二位嘉宾就是崔健,然后又拍了马岩松蔡国强这样的人物,对我来说真是很长见识,第一次目睹艺术家或者文化人在真实生活环境中是怎么样的,他们跟你怎么交流。

跟这些名人最大的感触就是一点——人是可以靠自己的专业活得很有尊严

人可以不是在电视台举着机器,天天像上班一样,人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,擅长的事,同样能获得社会对你的尊重,获得自己的价值。

我还记得我们在后海拍的崔健,当时那里还没有现在的酒吧街,我特别感谢我的总导演,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和自由,让我自己去布光,现场所有的灯光师和摄影师的都听我的安排,我光布光就布了两个小时!

把灯架上,再回机器上看,说这个不行,这个没刚才的好看,然后再回到刚才那样,接着再回一回机器上看,还不行,还得再回来一些……

总导演和主持人就在那喝茶,也不吱声。

今天回过头来看,我真的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。

05

最爱

再干婚庆下去,电影离我就越来越远了

我那时候常常跟后期剪辑老师一起工作,慢慢就对镜头语言的接触越来越多了。剪辑老师会问你,有没有什么镜头想接在这,这俩镜头你觉得怎么样,接一起节奏行不行?在这种实践中不知不觉就把类似剧情片的经验积累起来了。

后来《艺文中国》还剩一点尾巴没拍完,因为我接触的人开始多了,就有人找我出去做电视剧的摄影,包括2010年的时候,我还给陈国星当过摄影师。

当时陈国星拍《冰雪11天》,故事背景就是2008年南方寒潮下的春运事件,那是广州公安厅组织的一个戏,整部电影的前期样片都是我拍的。

我是怎么入的组呢?是因为我之前给一个纪录片导演拍过片子,他后来拍了电视剧,正准备和陈国星联合执导《冰雪11天》,他就让我去见陈导,因为陈导当时想找一个偏纪实性的摄影师。

纪录片和剧情电影的差别在于电影有剧本,有纪录片的经验的话,你在现场拍摄的临场反应就比没有拍过纪录片的摄影师要丰富一些。

因为纪录片的真实是不能重来的,所以你一到现场就必须知道哪些东西是这个剧情需要的,哪些东西需要先抓到,哪些东西可以稍微放后一点。

第一次见陈导,是在798南门的一所高档公寓里,是当时剧组的建组所在地。我记得他的编剧还在里屋写稿,我在外边放我之前拍的东西。他说不错,听说我还会画分镜头,那你有什么想法?

我当时能有啥想法啊,完全没有什么想法啊,我都不知道别人在问什么……但是他问啥我就得答啥。他可能觉得这小哥们对电影还挺有热情的,可以让他试一下子。

我后来跟着他们去广州,就住在当地公安厅的内部宾馆里,讨论剧本的时候,也是跟公安厅的人坐在一起。

当时就问,电影的开篇怎么弄,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,我就大胆说,我想这个影片的开篇的第一个镜头,应该是从广州站那个车站顶上这个字的背面开始,看的是这个字的剪影,而下边全是人聚集在一起,形成上空的热气,然后这个镜头从广州站的繁写的背影升起来,跨过车站中间飘动的国旗,视角落在人群的上空。

陈导听完特别激动,我一边跟他说的时候,一边用笔就把这个东西勾画出来,他说咱们现在就去现场!看一下能不能实现这个镜头!

所以这部戏的前期工作还挺鼓励我的,是我最早的非常宝贵的信心。如果那个时候陈导说,你干不了这个,这行你不行,可能我也就慢慢远离这个圈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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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演陈国星

现在想起来,每一步都挺偶然的。《冰雪11天》让我能摸着一点边,无论是专业上,还是人脉关系上,都能摸着一点了。

但因为那部戏后期周折的时间特别长,投资也一直不到位,我就又去给别的电视剧做摄影了,没有跟陈导合作到最后,特别遗憾。

我意识到,哪怕是导演,掌控一部电影也是非常难的。

2012年,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,买了一套前后期设备,找了一些风投,想把公司的婚庆和宣传片业务做大做强。

又有几次偶然的场合,业内有人问起我,说赫泽拍过什么作品,我就把我拍的宣传片、专题片都拿出来,对方直接说,这都不叫你的作品,我很惊讶,给中央台拍的都不算吗?

后来我自己感觉,电影行业在往前走,而我离它越来越远。

怎么说呢,你说尊严也好,还是说成就和价值感也好,就觉得,这事干得对吗?再过十年会怎样,有意义吗?

我决定先拍一部个人的短片,先拍短片确实是因为没钱,另外一个原因,是我想看看自己,能不能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,用镜头语言把故事讲清楚,于是就有了《海岛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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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《海岛》还有个渊源,有位纪录片导演叫顾桃,一位老大哥,拍过《敖鲁古雅养鹿人》《犴达罕》,我俩同时入围过2013年中国首届纪录片联盟预售大会,当时全国有60部由各地方卫视各电视台和制片公司选送的纪录片,正好我和顾桃大哥挨着,都是北方人,一聊就很有共同语言,回北京后,他就邀请我去宋庄,其中有次在饭局上碰到王宏伟,他就在我旁边吃饭,我说这不是小武哥吗?我就迷弟了,合了个影,就这样建立了一个沟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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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我根据报纸上的新闻,想要去拍《海岛》这个故事,就觉得里边有一个小店老板的角色,挺圆滑,左右逢源,感觉挺像小武的。我就问宏伟哥,愿不愿意来演。他说没事,就当溜达一圈,我说咱那个片酬上可能差点意思,他说那都没事,咱们做短片得支持,你就说时间吧。

后来因为《海岛》的制片主任有私人原因,想提前回大陆,临时把5天的拍摄变成了4天,结果有20%的戏没拍,对作品的损失还是很大的。

紧接着,向我推荐这个制片主任的监制也不管后期了,放弃了一切相关工作,片子的后续只能我自己想办法。

所以我特别感谢我那个叫徐伟的哥们,他推荐了李点石来帮我剪《海岛》,后来去金马的那一年,李点石作为《七月与安生》的剪辑师也同时入围了金马奖。

生活就是这样,理想也有时来运转那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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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

攀登者

严肃是我的底线,是灵魂,不能丢

我在2008年到2010年给中央台拍片的时候,总会因为题材的原因,回到东北,在获得被拍摄者信任之后,掏心窝之后,我总会得到这样的信息——这地方,没啥希望,留在这干啥?孩子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,得让孩子走出这个地方。

他们这种情绪和他们这种疑问,在你的工作中一直不断出现,尤其是一到酒桌上,喝点酒之后,大家对这种现状的不满情绪就会放大出来。

那时候我就在想,这些人如果当初不干这个,他们能干什么,他们的信仰是什么?

因为我也回过老家,在80年代那里是双向车道,现在呢,路两边的草都长到中间来了,一辆车都只能勉强过去,我的车这么一过,都让草给刮出来一道道印。

房子塌了,桥塌了,路灯歪了……和当地的老乡一问,原先住这的人都走了,现在这里的人都是外地来的,来这买地、种地、囤地,人家要机械化生产,那些房子实际上全是空的,没什么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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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时来运未转》剧照

对我来说是一次暴击,我觉得我最初的童年全塌了。

这时我在想,如果1989年我们没有搬离东北,会变成怎么样?

安于现状是不行的,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上班喝茶水、看报纸,人情礼往的那种生活,忽然有一天,这一切都失去了,被迫去自谋生路。

我要把这个表达埋入我的长片处女作,也就是《时来运未转》

当然这件事的起点也完全是意外,一开始就想上伊春去拍,特别巧,去伊春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,我一个铁岭民间艺术团的朋友要叫上我一起吃顿饭,我就去找他,吃完了我继续上路,到了伊春谈完之后,再往回走,铁岭团的赵团长又打了个电话,让我去铁岭拍,我说我跟伊春那边都谈完了,他问,那他们什么条件?他们提供的这些条件我们都能提供,他们提供不了的我们也能提供。

赵团长他们的观点比较开明,但是他们也会有危机意识,舞台正在不停地缩小,现场的演出可能终究要走向衰落,以前赵本山出去演出,跟刘德华开演唱会一样,所以他们特别知道舞台的顶点在哪。

我当时过去的时候是在2017年,赵本山还没从铁岭团退休,范伟和潘长江虽然已经调离工作关系,但偶尔还会回辽宁拍戏。《时来运未转》到了4月份西宁FIRST影展创投结束,8月份就正式和铁岭团签了联合出品的合同。

给他最佳编剧大奖,为东北迷失的信仰

整部戏拍完,遗憾肯定也特别多,写了116场戏,最后只用了80多场。

当时拍摄的时候就有担忧,第一怕自己拍不完,其次怕自己拍完了以后内容丰富不起来,所以原计划拍45天,结果拍了75天。

本来想会拍成喜剧感更强的形式,但是拍完回过头才发现,它喜感并不强,除了有东北人说话本身的幽默。

我觉得,我是不忍心把它拍成喜剧,这件事,本能上对我来说并不可笑,更多是悲悯。我是要为他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发问,一种质疑。

我父母看完这部片,他们心里边可能觉得,这事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要去想的,这么沉重,感觉我成了他们的同龄人,像个老头一样考虑这些问题。

我没有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东北导演,我后边的片子,还想在西北或者西南找个地方拍。

我也绝不是因为美院出身,就把自己归类到文艺片导演。但是,表达,是我的底线,也是我的灵魂。

我只想往更职业的导演的方向发展,讲好每一个朴素的故事。

*以上文章来源于第一导演。

转载文章,不代表查理老师的编剧课立场。https://www.bianjuke.cn/p/21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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